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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賣平台認定勞動關係概率僅1%:騎手變“個體户”

原標題:外賣平台認勞率1%:用人單位隱形,騎手變“個體户”

現如今,外賣平台究竟為騎手承擔了多少責任?

認勞率1%。

這是北京致誠農民工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對1907份有效判決進行研究後得出的數字。

也就是説,在外賣平台將騎手配送業務甩給外包公司後,其承擔用人單位責任、與騎手認定勞動關係的概率,已經從曾經的100%降到了1%以內。而這些配送商再將騎手業務層層外包或者把騎手註冊為“個體工商户”後,其認勞率從82%降到了46%到59%。

最終也就成了引發熱議的“外賣平台騎手被迫註冊轉變為個體工商户”一事。據統計全國出現的“疑似騎手個體户”超過160萬。儘管美團和餓了麼兩大外賣平台相繼發表聲明表態,嚴禁平台外賣合作商以任何形式誘導和強迫勞動者註冊為個體工商户,但這一切的源頭,也正是他們。甚至在兩大平台發聲後,騎手註冊為個體工商户的情況依然存在。

平台和配送商構建了錯綜複雜的法律關係網絡,打碎了騎手的勞動關係,讓騎手找不到用人單位,一步步被逼至權益保障的邊緣。

目前在國家出台指導意見的影響下,美團和餓了麼平台已經開始改進自身算法體系的技術倫理,核算成本承擔騎手的權益保障。社科院數字勞工問題專家陳萍表示,長遠來看,這對企業是一個好事。“這些平台企業未來能走多遠,很大程度上就取決於他們當下能否處理好勞動者權益保障的問題。”

外賣平台認定勞動關係概率僅1%:騎手變“個體户”

8月23日,北京,外賣員冒雨送餐。圖自東方IC

從平台到配送商層層“甩鍋”的用工模式

2021年9月17日,長達57頁,4萬多字的《外賣平台用工模式法律研究報告》(下稱《研究報告》)對外發布。

這份《研究報告》經過近三個月調研,通過實地走訪配送商站點、電話調研靈活用工平台,並與相關行業專家交流,在50多位具有法學、經濟學、政治學、計算機等專業背景的志願者幫助下,從公開鑫航集運、研究報告、年報財報中收集了與騎手相關的各方面數據,研究分析了幾乎所有與外賣騎手認定勞動關係相關的司法判決,並在此基礎上初步建立了一個包含1907份有效判決的數據庫。

《研究報告》指出,僅僅10年間,外賣平台用工模式就經歷了複雜而快速的演變,並逐步發展出3大類及8種主要模式。

外賣平台認定勞動關係概率僅1%:騎手變“個體户”

外賣市場的8大用工模式截圖自致誠農民工法律援助與研究中心

從餐館自行僱傭,到外賣平台自僱騎手的傳統模式階段,逐步發展到“接單自由、可在多平台兼職工作”的眾包模式,再到聯合配送商將傳統模式轉為“表面外包、實質合作用工”的專送模式,最終演變成外賣平台規避用人風險的高階手段——個體工商户模式。

目前外賣市場上普遍運行的是“網絡型外包”的用工模式。在這種用工模式下,外賣平台和配送商層層甩鍋,打碎騎手的勞動關係,讓法院無法確認用人單位,從而免於承擔僱主責任和用工風險。

騎手邵新銀的遭遇就是這一用工模式的典型案例。

2019年4月27日,邵新銀在工作中發生車禍,被醫院鑑定為“九級傷殘”。但直到今天,邵新銀也沒有得到應有的工傷賠償,因為他始終無法與管理他的迪亞斯物流公司確認勞動關係。

邵新銀堅稱自己是迪亞斯公司的人,他註冊的騎手APP上殘缺的薪資賬單也顯示他是迪亞斯公司的“全職騎手”。但事發後迪亞斯公司迅速與他切斷聯繫,站長將他踢出團隊,邵新銀在騎手APP上的兩年間的所有工作記錄都已無法查閲。迪亞斯公司向法院聲稱,他們已經將配送業務“外包”給了一家名叫“太昌”的公司。

律師翻閲邵新銀的銀行流水記錄時發現,他的工資確實一直是由太昌公司發放。而邵新銀的的個人所得税APP上顯示,他每月工資薪金的個税扣繳義務人至少有2-3家公司,其中不但有迪亞斯公司和太昌公司,還有一些邵新銀此前從未聽聞的公司,比如天津某建築公司、上海某外包公司。

至於給邵新銀派單的餓了麼平台,則藏在這些大大小小的外包公司背後,完全置身事外。騎手在餓了麼騎手APP“蜂鳥眾包”上註冊時,《用户協議》上就已經寫明:“蜂鳥眾包僅提供信息撮合服務,用户與蜂鳥眾包不存在任何形式的勞動/僱傭關係。”

連邵新銀本人也認為自己的工傷賠償要不到餓了麼平台頭上,他説“跟餓了麼沒關係”。

外賣平台認定勞動關係概率僅1%:騎手變“個體户”

截自蜂鳥眾包APP《蜂鳥眾包用户協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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